GQ Talk | 对话落日飞车：我们不常把挣扎赤裸地放在艺术创作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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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六晚上，我和同事靳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听了一场盘尼西林和落日飞车乐队的拼盘演出。盘尼西林是大火的综艺《乐队的夏天》的宠儿，自然不用多说。而落日飞车则是一支来自中国台湾的摇滚乐团，他们是继草东没有派对之后，又一个一票难求的乐队。 

相较于盘尼西林嘶吼式的、直白的演出风格，落日飞车明显更加温柔软糯。伴随着迷幻的音乐和灯光，主唱曾国宏用软绵绵的台湾腔讲述着自己来自台北这座多雨的城市，因此喜欢玩些“软萌软萌”的音乐。也是在现场，你能感受到落日飞车音乐中难得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不同于大陆摇滚乐队那种口号式的、坚硬的宣言，反而像一种曲折的隐喻，把把一些苦涩的内核隐藏在一层爱情构造的糖衣中。

这也是为什么，在落日飞车的演出现场，你很少听到“xxx牛逼”这样的呐喊，取而代之的，是相互依偎的情侣、微微晃动的身体以及时不时被举起的手机——把落日飞车的演出现场记录下来，传到社交网络，并辅之以“听落日飞车，睡到心上人”或者“想和听落日飞车的男孩子谈恋爱”已经成为了歌迷们心照不宣的接头暗号。而在网易云音乐落日飞车歌曲的评论区中，也经常能看到各式各样或惊心动魄或缠绵缱倦的爱情故事。

为什么落日飞车会形成这种隐喻式的创作模式？这样的创作模式和台北这座城市有何关联？落日飞车的大陆歌迷和台湾歌迷对于他们音乐的理解有何不同？这种不同背后又反应了哪些文化和代际差异？落日飞车又是如何看待最近几年“三千台团上大陆”的风潮？在本期GQTalk中，我和靳锦邀请到落日飞车的主唱国国，和我们就以上种种问题展开讨论。同时，在新年到来之际，我们也让国国回顾了他在2019年的收获与难忘瞬间。 

❶

台北是个晚熟的城市

靳锦：你昨天晚上提到你们来自台北这样一个多雨的城市，所以创作的音乐也是软萌软萌的。你能不能分享一下你的成长经历？ 

曾国宏：相对于北京来说，台北的生活大概是比较轻松惬意。我们南方的人也比较热情，比较友善，说话也相对的不直接，很擅长拐弯抹角。我们小时候骑摩托车就得学习拐弯，不能横冲直撞。这或多或少会影响我们生活、谈话的方式，所以北京的朋友们会觉得我们南方人很有礼貌，但是这个礼貌多余了，这个礼貌显得我们虚伪。这是些许的文化落差。

说到软萌，其实也不是只有台北才可以软萌，只是这刚好跟我们团员的生命状态有一些关系。我已经32岁了，我的团员基本上也都30岁了，我们已经不年轻了，都到了而立之年。当初的青春荷尔蒙也随着时间、随着肉体的成长递减了，所以想的会多一些。

飞车的第一张专辑《Bossa Nova》里有很多很快的歌，很燥的歌，有蓝调，有布鲁斯，甚至有朋克，这种乐风现在就比较少了。现在的创作很诚实的表达了我们现在生活的状态。进入到而立之年，我们的价值观逐渐地定型，爸妈可能会觉得，你已经来到了30岁，你是不是要对接下来的人生做一些考量，不管是在事业上、生活上、婚姻上，都需要慢慢地定下来。

这种逐渐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过程就慢慢转化成歌曲上的创作。我有时候会开玩笑说，台北是一个比较晚熟的城市，活在里面的我们也相对晚熟。尤其我又是玩音乐或进行艺术创作的，我真的开始认识自己，或知道自己想干吗，可能就是介于27岁、28岁之后。

靳锦：听你的叙述感觉台北不是一个竞争压力特别大的地方。它好像能允许你大学毕业之后有五六年的时间去尝试各种东西，等到将近而立的时候再定下来。

曾国宏：因为台北物价不高，生活压力也不大。设想一下你现在是一个23岁的生活在台北的人，一个月如果有大概三万块台币，折合人民币大概七千多块，就可以过有些水平的生活，你可以出去玩乐，可以交朋友，房租也还付得出来。

而且台北不算很大，想去任何地方都很快。生活圈、交友圈的连接其实是很迅速、很强烈的。所以你是一个很孤立的人，你只能为自己负责的这个想法会比较晚才开始。

❷

对于晚熟而言，爱情是个很好的譬喻

傅适野：你刚刚说这个我就想到，新裤子也面临过一个转型期，彭磊他也会说我到了中年的时候结婚了，走入家庭，我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他们创作出来就是《生命因你而火热》，或者是《每一次我们开始争吵》，描述一些家庭生活的琐碎。但是对国国来说，即便他在成熟之后创作出来的音乐，其实相对大陆的乐团来说还是很浪漫的。你的新专辑还是在讲爱情，只是以前是一个女生视角，现在转换成一个男性的视角，它还是有很多浪漫的东西在里面，这是不是还是台北整个的氛围造成的呢？

曾国宏：一定有很大的关系。爱情其实就是跟人的关系，去思考自己跟别人的关系，自我跟他者的关系，这是一个永恒的议题。如果用我们刚刚谈到的台北这种晚熟的概念来说，爱情是个很好的譬喻。

就像你说的，假设新裤子在我这个年纪，可能早就已经步入婚姻了，已经有自己的下一代，那生存的压力就是活生生的很自如的存在的，已经没有譬喻了。对我们而言，团员里面都还没有人结婚，还没有人生小孩，所以我们都还是这么不切实际地活着。

在这种情况下，生活里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一个很好的隐喻，一个很好的譬喻。创作本身其实就是一个譬喻。为什么大陆的年轻朋友会喜欢我们这个年纪在做的歌，是因为他们现在的这个生活状态跟我们反而有点相关。

他们还很浪漫，就像我们也很浪漫，但是我们是一个很晚的浪漫，是一个衰老的浪漫，一个已经介于临界点的浪漫。对于我们的这种浪漫，大陆年轻一代的听众会觉得有一点成熟的韵味存在。这种文化的落差会提升或者是加强对于音乐的新鲜感。要是今天我是一个23岁的屁孩，写了这种浪漫的歌，我相信绝对没有人会理我。

飞车的这个状态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台北的某一个面向：我们的浪漫老了一些，有了一些韵味，但又听得到在这个浪漫里面还有一些挣扎，不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靳锦：刚刚你的叙述让我想到在我年轻的时候，在大学的时候，岩井俊二的电影在中国特别特别流行。后来我看到一种解释，就是在我们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有那种想浪漫的表达的，但是我们的能力可能还没有办法表达出来，这个时候一个相对成熟的创作者能够用一个非常完满的艺术形式把它表达出来，我们就觉得好像遇到了知音，但是那个创作者显然不能太年轻。

曾国宏：我小时候也是个文艺青年，岩井俊二对于文艺青年来说，基本上是很熟悉的名字。

靳锦：对，当时岩井俊二好多的台词就是许多人的QQ签名。

傅适野：这就是一个对照，你们当年用岩井俊二的台词做签名，现在大家都是用“听落日飞车，睡到心上人”来做签名。

❸ 

我们不常把挣扎赤裸地

放在艺术创作里

靳锦：之前采访过台湾的导演和艺人，他们讲到，因为台湾可能地方比较小，所以做文艺的人其实互相都认识。而且这个圈子不是说导演圈或者作家圈，是所有圈子大家都熟，可能大家在一个咖啡馆就能互相遇到，互相了解，互相合作，你们这一代的台湾乐团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曾国宏：这应该会是台湾一个恒久的情况，因为台北真的很小，像我常常开玩笑说，我们是一个大安区的一个乐队。大安区就是台北的一个区，台北的南区。台北就六个区，每一区其实也不大，可能就方圆三公里。从事文艺创作的人大家都会聚集在大安区，那边咖啡馆多，展演空间多，电影院和商场也多。所以你只要随便去大安区的一间咖啡馆坐下来，基本上熟悉或不熟悉的都能判断出几个名字。

傅适野：大家都处在同样的文艺氛围，甚至在物理的空间上也是非常接近的，这会让你们的风格很相近吗？

曾国宏：你听得出来应该完全不相近对不对？但你又可以听到有一些共同的连接存在在一个比较隐讳的地方。

台北有趣的地方就在于这个多元性，虽然我们都在同一个环境里面成长，我们的思维，或者我们的美感，一定有一个基础的相近的地方，但是那个多元又在这个基础底下长出了各式各样的繁花。我常常开玩笑，我说我们玩的是比较娘炮的乐风，但其实我们身边有各式各样的玩音乐的人，只是我们特别选定了一些方向。

所以在台北，尤其在乐团上，跟风的情况比较少。台北是一个相对而言自觉性比较高的城市，因为刚说到的晚熟，我们常常花很多时间思考，自己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玩音乐的人可能本身心里就有叛逆的因子，但我们又用一个比较温柔的方式表达出来，而不是一个激进的、叛逆的摇滚分子。   

傅适野：刚刚你也说到温柔，其实在大陆很多人会给台湾的不管是电影作品或者音乐作品惯之以小清新的说法，我不知道你自己会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说法？

曾国宏：是可以理解的，这就是一个很台北的状况。因为台北不大，东西都小小的，就是可爱的小动物的感觉，比较无伤大雅。这些艺术作品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台湾的状况。台湾或台北一定有属于自己的生存环境的挣扎，但是我们不常把这个挣扎赤裸地放在艺术创作里面，通常会经历过一些转化。我觉得艺术创作过程里面必然是有这个过程。不管是写书、拍电影，还是写歌或者是装置艺术，你总是会把挣扎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个隐喻。那我们的做法就是常常把事情做的稍微小一点点，精致一点点，然后让观赏这个作品的人有一个旅程、一个抽丝剥茧的过程，这是属于台湾的一个创作的方式。

靳锦：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多元化的表现，也许我们比较熟悉那种呐喊式的嘶吼式的直面揭露，那种更直接的表现形式。

曾国宏：我的理解就是在大陆，越北方的人越喜欢宣言式的做法。他们有一些口号和宣言，然后以这个宣言为核心凝聚起来去做创作。台北比较离散，比较分离，大家自觉性地去面对自己的孤独或者情感。它的社群性很高，但又很尊重每一个个体的自觉状况。

靳锦：最近这几年的音乐市场一直比较火，有一个现实原因就是这种大的音乐节开始在全国不断地铺开。其中有大量的台湾乐团也参与到这样一个音乐市场中，所谓三千台团上大陆。你身处其中，这个趋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国宏：我觉得这很像是两岸互相影响交流之下的结果，因为在三千台团上大陆之前，在台北五年前是完全被大陆的新民谣笼罩的。那个时候不管是宋冬野，或者是房东的猫，又或者是程璧，在我们那边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甚至像草东他们就受到很浓烈的冬野跟万青的影响。像现在在这边火的老王、告五人，你很明显听得出来他们一定受过宋冬野和万青的影响，一定受过所谓新民谣的影响。只是落日飞车恰好不在这个体系里，因为我们唱的是英文，可能受西方的影响比较多。

❹

我喜欢把东方的思维

隐藏在西方摇滚乐的外壳下

傅适野：所以在创作上你会一直都选择英文吗，有没有可能有一天要用中文创作？

曾国宏：有一天一定会写中文。我很喜欢把一个东方的华人的思维隐藏在西方摇滚音乐的壳底下，或者隐藏在这种语汇底下。我们常去欧美表演，观众常常会说我听得懂你在讲什么，因为你讲的是英文，即便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英文，但是他们觉得这样说英文很美，很有想象力。

有一天如果我可以把音乐在西方世界做到有一定的影响力，偷偷地潜到他们的体制里面唱一首中文歌曲，我才可以把这个文字的美真正的放在音乐里，让西方人去听。   

靳锦：我还读到说你喜欢看科幻小说，你喜欢看谁的作品？

曾国宏：最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石黑一雄的《别让我走》，讲的是复制人。石黑一雄的写作题材很多元，但目前为止他写的最科幻的就是《别让我走》。我特别喜欢这样的题材，整本书里几乎没有提到任何科幻的字眼，基本上都是在讲一群人从小在一个学校一起长大，长大之后在工作上彼此之间疏离了，没有联系了，然后重新试着让彼此联系起来。

傅适野：还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和连接。

曾国宏：对。他从一个很人的角度出发，对现在的科技或者是复制人这种道德议题提出一些疑问。他在娱乐过程里面隐含了很多关于真理的质疑和关于正义的质疑。这也是我自己很向往的一种创作模式，就是不说教，该娱乐的还是娱乐，但是总是会让大家去想一想，这首歌为什么吸引我。提出这个“为什么”是自觉的一部分，人有自觉总是迈向真理的第一步。

靳锦：你之前讲你对创作的理解的时候，其实是把创作看作一种转译的过程，就是把你自己想说的东西转译成一个很好的叙事的模式，或者是一个故事，甚至是一种语言，一种想象的空间，这跟你刚才讲石黑一雄是挺像的？

曾国宏：对，石黑一雄不能说跟我有类似的背景，因为他是日裔的第二代，所以他完全是受英国教育长大的，但是你感觉出来他还是有很东方的思维。在他这么多小说里，我很喜欢《长日将尽》，写的是二战时期的一个英国管家。以他英文文笔好的程度，你不可能知道他是一个日本作家，但是看整个故事里面他叙述、观看事情的角度又是非常非常东方的，很稳健，事情看得很远，想得很多，提出的质疑都不给明确的答案。 

我现在选择的创作模式有点类似这样。我选择唱英文歌曲，从事英文创作，即使英文不是我的母语，我也没有受过西式的教育。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当代的、很现在的创作模式，因为网络或科技的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一个真正的本土化了，本土化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国际化跟本土化已经模糊在一起了，所以我也还在摸索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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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下期再见

本期节目使用的音乐

《I Know You Know I Love You》from 《Bossa Nova》

《10-Year-Taipei（Matured ’17）》from 《Cassa Nova》

《Oriental》from 《Cassa Nova》

《My Jinji》from 《Jinji Kikko》

《Vanilla》from 《VANILLA VILLA》

《Greedy》from 《Cassa Nova》

All by 落日飞车

看完与落日飞车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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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人、撰文：傅适野

主播：靳锦、傅适野

监制：靳锦

视觉设计：肖呱呱

微信编辑：肖呱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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